十幾天沒有服用精神病症的土地重劃後知自己名下地坪減少後,有明顯的土地被侵占妄想小學三年級時領有重度智能不足殘障手冊。不規則的門求醫行為,衝動控制能力低,因此造成自我工作、人際關係降低、需他人照顧他一直在吵我,害我不能睡覺,我的情緒沒法控制他不認得我們是他的小孩,以為我們是別人。他把平常用剪刀、縫衣針擺在那裡,就是要對我不利他們一直想殺我,不放過我,我也受不了他們害了我好幾十年。出院後,未再回院門診追蹤治療出現認知、情感、人際關係及衝動控制改變等病態狀態。平日工作不穩定,經常收集垃圾,社交及工作能力日漸退化。未按時吃而病情轉劇,並有自言語、自笑、亂撿東西等異常行為未規則接受治療,生活功能、社會功能逐漸退化。母親拒絕和我有任何互動。生活安排能力亦不理想,常騎腳踏車在外閒晃,社會功能有明顯下降的傾向用火燒我自。己的身體。治療我內心創傷伊常講我壞話、要設計我。因堅信自己被監視監聽。,而不斷想用電鑽挖出牆內的監視監聽設備。因飲酒後情緒不穩、憂發作。經濟因素而未繼續就醫治療。精神疾病發作被強制送醫治療治療似未完全即自動出在浴室大叫。、在窗前自自語多年來斷續幻聽及被害意念,且不甚規則治療,症狀起起伏伏。有人坐在車指使我有人要追殺我。有色情妄想、被害妄想、思考邏輯不佳、衝動控制力差等問題。有時會跟隨聲音於半夜四處遊蕩而自己無法控制自己聽從聲音指令。自幼理解、學習、表達與社交溝通能力差,需要母親協助,在國二時更出現拒學情形我又沒病要吃你自己吃。我不知道對方有受傷。我不是在縱火,而是在燒東西。我只是想回去上課。我在點衛生紙,把它當作金紙在燒,泡到水裡面在洗臉。我沒再吃了,因為我沒病我是來救地球人的、快點讓我出去救人,有壞人要害我我是皇帝鬼尊,很人想害我,在我腦袋裡放符咒,放了二十幾年。我是神明觀世音菩薩保生大帝、媽祖有密切關係。我們從小頭腦不好、同學看我們不起、全部人都打我一個沒人管我們。我被社區管委會欺壓許久,再加上兩天都沒睡覺,我心情悶。我想到過去的一些不開心的事情就發作了我當時沒想那麼多,因太太上吊過世,又長期失業,心情不好我懷疑丈夫要害死我,因此不斷逃車禍腦傷之後,陸續出現類似癲癇及精神方面的症狀。其因精神障礙、長期幻聽,致對於外界認知能力受損,無法收集充分資訊。其思考、情緒與行為應已達到直接受妄想幻聽控制。明知其長年罹患長期慢性躁病,卻未積極、適切治療。近三年來並未好好接受規律性的治療,加以工作不順利,情緒一直處低落長年遭受當地居民言語騷擾、謾罵及恐嚇。長期不定期在身心醫學科看診,經診斷為憂症。長期處於被妄想,心中存有隨時警覺被毒害死亡的擔憂與恐懼長期罹患思覺失調症,其疾病已呈現慢性化並損害其認知功能。持續呈現易怒情緒、防衛態度,甚至經常拒絕拿後照鏡照蛇妖。案發前中斷治療超過半年。案發前服中斷 1年。病程已經超過 2 年缺乏病識感,且仍有幻覺經驗干擾從小在不健全的環境下成長。情緒混亂很生氣,控制不住。被告未就診而停被監控妄想陸續間歇出幻聽、妄想症狀。幾年前於台大醫院精神科門診過,但未能規律回診及配合曾被家人強制帶至他院住院治療,對此憤恨不平。發生不順遂的事情,一定是循理會相關的人構陷或刻意造當時騎機車去找朋友,但覺得路變得不一樣,雙手被外力控制而無法控制速度。經商失敗,有所挫折,目前在開計程車,且近數月來,對許多事常會胡思亂想對他人的不信任感與防衛態度加,人際關係益加緊張。與弟弟衝突後,被送去臺大醫院加護病房,自此開始不規則地接受精神科診療。症常發作,常有自殺行為。罹患慢性思覺失調症迄今,至少已逾二十年。罹患精神分裂症,但中斷治療。頻繁報警並時有言語、肢體衝突。離家出走年半時間,在外遊蕩精神恍惚。懶得花時間在垃圾身上物順從性不佳、家庭支持亦差,無法讓接受穩定而完整的治療。覺得母親很多疑,刻意針對自己。邏輯鬆散,判斷力、衝動控制不佳人際互動長期疏離,獨來獨往。工作及生活不順遂,皆因爲別人以特殊能力干擾、控制他半夜覺得有人掐其脖子企圖利用法院將我送入精神病院全身都在痛,四處求診,有人在整我。因生意失敗及家庭重大變故,患有症。在長期治療後,仍有聽幻覺、妄想症狀。有人傷害我長年罹患「器質性精神病」。長期酒精成長期憂圖自殺。害怕會發瘋死亡案發前一如以往上班,並無異樣。病史20年常常歇斯底里,不吃的話不能控制自己。被害意念,已接近妄想程度。意識模糊,注意力分散,態度不合作且敵對。當時精神病發作,精神恍惚。精神恍惚、疑神疑鬼當時我拿打火機玩火,因生病沒有錢,跟家人要錢沒有給我。

去年底《精神衛生法》修法三讀通過,預計兩年後將正式上路,將改變精神疾病患者長久以來欠缺資源協助的困境,讓這群人不再是需要被「治安管理」的病人,而是能夠重建自己的生活,逐步回歸社會。但社會對精神疾病污名化始終存在,專題透過近千份司法院判決書的精神鑑定內容,還原這群人的樣貌,在成為大家眼中的「瘋子」之前,他們經歷什麼困境?以及做了哪些努力?(部分內容提及精神疾病者的真實感受,若你有類似情境,可能會在閱讀過程中被觸發情緒。請斟酌閱讀。)

「我的人生從發病那天開始就結束了」

李昀坐在房間一角,顯露在衣服外的手、腳、甚至脖子,都爬著密密麻麻的傷痕。那是被刀劃過的痕跡,新生的肌膚不同於本來的膚色,讓人難以忽視。
30 歲的她,人生有四分之一的時間都在醫院,不斷在診間、病床跟家之間來回,中間一度緊急住院治療高達 7 次,每次都是一個月。對她來說,就醫是為了成為社會眼中負責任的病人,但她沒有因此「好起來」,自殺的念頭沒有消失,腦海中的聲音還是持續出現要她「去死」。
她曾經跳樓、自傷超過數百次,因為痛苦無法化解,只好用其他方式轉移,身體的痛才能稍微緩解心裡的痛,「瘋子的時間感很短,因為痛苦這麼巨大,就在你面前,你不會有『以後』的感覺。」
談起被困在痛苦的日常,她常用誇張又戲謔的語氣說著:「好可怕、好可怕。」彷彿自己不是這個故事的主角,讓所有悲傷變成荒誕的黑色喜劇。

面臨疾病、關係疏離、經濟多重困境 持續就醫卻好不起來

李昀的幻聽持續出現在腦海裡,但她試著將這些聲音變成腦海裡的背景音樂,不至於過度干擾她的生活。不過,有些人的幻聽症狀卻讓他們走向另一條路。
「我需要用火燒我自己的身體,治療我內心的創傷。」這是 A 腦海裡的聲音,他從國中開始出現幻聽,就醫多年卻未見好轉。那天聲音再度響起,他打開寺廟裡的點香器點火引燃,火勢竄起,他仍跪在供桌前膜拜。
B 則聽見不同聲音:「快點去搶劫,到監獄住,我就跟你做愛。」即使他持續服藥規律治療,幻聽仍未間斷,最後,他決定聽從腦中的聲音,希望藉由搶劫入住監獄。C 則是長期有失眠、幻聽現象,常聽到有人說他「瘋掉,去死」的聲音,由於長期聽見這些幻聽,害怕到無法睡覺,最後發生縱火事件。
這些別人聽不見的聲音,建構出只有他們才能理解的世界,而成為一個社會眼中的瘋子之前,他們都曾努力「當個負責任的病人」。
每當社會發生重大案件,精神病的污名就會再度被強化,去年底攸關精神病人權益的《精神衛生法》修法通過,就遭到許多批評,像是:「精神病就像未爆彈隨時會發作」、「滿街精神病患者砍人」等,也常質疑他們沒有就醫吃藥,甚至「有病就該送醫關起來」。
為了還原這群人的面貌,我們試著透過司法院判決書裡精神鑑定的內容,找出犯下重大刑案的精神病患者就醫的歷程、家庭關係、經濟的影響。從近千份判決書中可以發現,他們長期困在疾病裡,這之中就醫、住院數次、規律治療、吃藥,甚至高達 15 年以上,卻不像大家以為地可以順利成為「正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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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有曾經就醫,最後卻中斷治療的案例,他們常常伴隨家庭支持薄弱、經濟困頓的問題。例如其中一份判決書中提及:甲OO患有思覺失調症長達 9 年,有多次住院紀錄,家境困難,父親長年在外,只能依靠母親跟政府補助過生活,甲OO與家人關係疏離,發病時流浪在外,必須仰賴乞討維生,因為相信自己可以控制病情而停藥,且不再回診。
當醫療端無法提供有效的幫助,家庭端也無法給予支持,患者便容易孤立無援。更別提有些人的壓力源就來自家庭。
李昀從小跟家人關係就不好,小時候的李昀,甚至會準備逃難包,隨時準備逃家。她回憶,小時候有次坐在家裡走廊中間大哭,家人穿梭而過,彷彿沒看見她,「這麼可疑的行為,大家就真的路過欸,我那時忽然驚覺要自立自強,不能依賴別人,不期待就不會受傷。」
創傷持續累積,卻無法說出口。李昀從 14 歲開始自殘,一直到 20 歲的時候,被學校發現並通報,「隔天我去學校的時候,老師、同學都知道了,我被社會性死亡,每個人都很小心翼翼地跟我說話,有種全世界都背叛我的感覺。」
「我的人生,從發病那一天就結束了。」李昀苦笑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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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愛之名的暴力:被困住的同性戀者

「大部分的暴力,都是以愛之名行之。」在傳統家庭壓迫數 10 年後終於解脫的王修梧,緩緩說出這句話。
他從小就處在混亂的價值觀裡,九〇年代的思想解放,王家衛的《春光乍洩》、李安的《囍宴》,是他最愛的電影,他在那個螢幕裡,看見自己的同性戀傾向;但與這些價值觀相左的家庭、教會,讓他產生自我衝突,「我看到這些畫面,就會覺得我眼睛髒了、耳朵髒了,不停地用沐浴乳搓揉,最後耳道都塞住了,我發現我聽不到聲音,我媽帶我去看兒鼻喉科,最後才發現,我應該看的是精神科。」
那一年,他 13 歲,就此成為精神疾病患者。
跟許多傳統家庭一樣,認為同性戀是種錯誤的性傾向,媽媽的關心反而讓他更有壓力,「我媽為了讓我能夠更像男人,她會找她朋友的小孩,那種陽光正向的小男孩,然後帶我一起去打籃球,但我超討厭打籃球的啊!」
用錯方式去愛,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勞。王修梧的家人都是虔誠的基督徒,連帶的精神科醫師、心理治療師、牧師都是基督徒,認為同性戀為雞姦者,在長達近 10 年的過程裡,他們相信必須將他「治好」。
王修梧拿起厚厚的病歷記錄資料說,精神科醫師最早的診斷名稱為「潛伏性精神分裂」,診斷內容則是:「性偏差、思想怪異。」
同時,病歷記錄還夾雜媽媽私下寫給精神科醫師的信:「修梧說上帝的寶血已經洗盡他的罪,他已經潔淨了,但魔鬼的心還是一直告訴他,他很髒,修梧每天都很痛苦。」心理諮商師的信則寫著:「自從上次增藥以來,修梧一天比一天更加煩躁焦慮,除了睡覺以外,其他時間都坐立不安,他覺得自己被男性精子污染,雖然他有聖經的話語可以對抗,但還是感到非常痛苦、害怕、焦慮。」
在那段時間裡,王修梧一直被困在自我否定的牢籠,「我真的覺得自己是一個骯髒的罪人,這樣的想法也透過精神科醫師、心理治療師、牧師,越來越強化。」
同時他也努力作個好病人。「我其實不太喜歡吃藥,因為會讓你腦袋沒辦法思考,像被灌漿糊,但我媽都會把藥粉磨碎塞進我的餐點裡,所以我透過她的協助,是個良好順從性服藥的病人。」他諷刺地說。
但即使準時吃藥,並沒有緩解他的痛苦,或是就此改變性傾向,「有天我媽幫我拿藥之後,落寞地看著藥,問醫生說:『已經吃了一整年的藥,怎麼還沒好?』醫生只回:『因為他已經變成精神分裂症了。』」
吃藥吃不好,就只能更進一步住院治療,他回想當時住院經歷,整整兩週意識都是朦朧的,因為使用較強的鎮靜藥物,「對於未成年人來說,還真的特別有效果,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出院前一天,照顧我的護理師,看著我哭出來。」
「從他的眼神中,我看到了自己,那時候我才意識到,原來我是一個應該要悲傷的人。」王修梧說。

灰色康乃馨-失去媽媽的女兒

五月的母親節,在學校學畫康乃馨、折康乃馨,回家送給媽媽,是孩子們常見的課堂活動。但王育慧的經驗則有些離奇:小學二年級的時候,老師要他們折康乃馨,紅色代表媽媽還在世,白色代表媽媽已經往生,她跑去問老師:「有沒有灰色的康乃馨?」因為媽媽看起來像活著又像死了。
從 9 歲開始,王育慧慢慢理解自己的媽媽不太一樣,她生病了,而自己必須從女兒的角色,成為照顧者的身份,一直到現在 40 歲,她成為居家護理師,仍走在照顧思覺失調的媽媽這條路上,看似沒有終點。
社會長期對精神疾病患者有著刻板印象,而身為患者的家屬,身上彷彿有著洗不清的原罪,必須承擔所有照顧責任。READr 從近千份判決書裡,試圖還原精神疾病患者經歷的困境,除了來回醫院跟家之外,家庭支持薄弱是最常看到的困境。作為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屬,他們經歷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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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沒有社會資源協助  獨自背負所有照顧責任

「在家庭支持變得薄弱之前,已經有來回好幾次的挫折跟衝突。」伊甸基金會活泉之家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社工督導謝宜恩指出,社會把支持精神病人的責任都放在家庭身上,一旦家庭支持變得薄弱,生活就會垮掉,「可是一個理想的社會,應該是就算家庭支持薄弱,社會支持系統應該強到足夠維持他的生活。」
她舉例,自己曾經遇過的個案家屬,「他過去一直非常努力的想要理解生病的哥哥,但被攻擊之後,家人們就決定從此跟哥哥斷絕聯絡。」社會只看到最後斷絕聯絡的結果,「但前面很多的衝突,都只有家庭在磨,沒有人介入,出事就是自己想辦法,送醫後再從醫院回家,兩個人在生活裡面面相覷。」
謝宜恩分析,當家庭支持足夠,精神病患者其他生活面向也會隨著改變,所以以家庭為中心提供服務非常重要,而家庭最常遇見的困難就是「求助困難」,包括:不敢求助、不會求助跟求助無門。
她舉例,常常碰到不敢求助的個案,擔心從此被貼上標籤,「有時候甚至家人都拿刀出來了,還不敢報警,擔心鄰居會怎麼想。」再者,其實從小到大都沒人教過,家人生病該怎麼處理,「像是生病的家人覺得自己被下毒,你要怎麼跟他對話?就沒有毒啊!你只會覺得他瘋了。」社會缺乏精神健康教育,當事者無法覺察自己的困難,就連家人也無處施力。
謝宜恩直指,社會缺乏支持系統,雙北相對其他縣市資源比較多卻仍不足,「今天我接到南部的求助電話,我就會想:天啊!我完全沒有資源可以介紹給你欸!」不管是醫療或是社區復健中心,資源都非常少、多樣性也少,「很多時候你想求助,但你接觸不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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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就像孤島」,把照顧媽媽當成人生唯一目標

王育慧一家就是在資源可觸及處之外。
「從小我們家就有很多很吵的聲音,例如我媽晚上不睡覺,就把電視開很大聲、對著電視機不停講話,或是用力甩門、洗碗洗很大聲。」因為「黑毛仔」不斷對著王育慧的媽媽叫囂、攻擊,她必須用更大的噪音蓋住這些腦海中的聲音。
王育慧 9 歲的時候,爸爸告訴她,媽媽生病了,「我當時似懂非懂,我只知道媽媽去住院的時候,我就會鬆一口氣,可是我又對於我鬆口氣的感受,心裡感到很抱歉。我覺得她在的世界,我碰不到。」
還沒好好長大,就被迫成為大人。媽媽是思覺失調患者,病情反覆,王育慧的生活裡,媽媽的角色始終缺席,「我第一件內衣是我好友的媽媽買給我的,我妹妹的內衣,則是我代母職,陪她去買的,甚至小時候的家庭聯絡簿,都是我自己蓋章。」
不僅如此,她還必須負擔照顧媽媽的責任。在王育慧國三的時候,媽媽離家出走,失蹤 18 天才一臉憔悴地回家,「那幾天我跟妹妹一下課,爸爸就牽著我們的手,到處找媽媽,從三峽、鶯歌、土城、板橋,到處敲門問有沒有看到我媽,還有人說:『你怎麼沒有管好她?』或是一有人打電話說:『好像有看到一個女人,在路邊吃 phun(臺語:餿水) 。』我們就會馬上衝過去看是不是媽媽,我爸他每天回家都在哭。」
「我當時其實不知道我希不希望找到她。」王育慧坦言,整個童年都不快樂,甚至國中的時候變得很憤怒,「我媽瘋起來的時候,就會用力敲門,我還要叫我妹從陽台逃出去、把菜刀藏起來;我爸上夜班的時候,我們必須把房間門反鎖,很怕晚上被媽媽殺掉。」
在那樣漫長的折磨裡,她形容自己就像處在孤島裡,沒有人可以幫助他們。「當吃藥都吃不好,就會感到很絕望。」
從她小時候,爸爸必須同時照顧生病的媽媽、年幼的小孩,到王育慧必須姊代母職,甚至分擔照顧媽媽的責任,「不管出什麼事情,我們家都是靠自己,我覺得沒有什麼(政府)資源可以進來。」不論是康復之家、社區復健中心,那些政府提供的資源都離他們太遙遠,「我媽媽住康復之家的第二天就失蹤,那天還是母親節,我們在山區找了她整整 6 小時。」
「很多資源看起來都很棒、很進步,但大家都忘了,這些病人要不要去、怎麼去、誰陪他們去?」王育慧說,不論是自己的媽媽,或是之後身為居家護理師接觸的個案,「他們的起點就在家、在那張床上,他們根本不願意走出家門。」在缺乏社區支持的資源下,即便媽媽定期吃藥、回診,「但她沒有好起來,活得不像一個人,只是在呼吸而已。」
在晦暗無光的日子裡,爸爸卻持續點燃希望。「我爸的包容度很大很大,幾乎逼不得已,不會讓我媽住院,他做很多的變化,讓這個家變得彩色,也給我們很多快樂跟堅強。」
王育慧分享,媽媽以前很常半夜離家出走,「但我跟爸爸是開著車默默跟在媽媽後頭,觀察她會不會過馬路,有沒有狀況,等到兩三個小時過去,差不多該帶她回家休息,我們就會弄個不期而遇,開車經過跟我媽說:『欸你很面熟喔!你怎麼在這裡?』用這樣溫和的方式把我媽帶回來。」
在這個過程裡,他們試圖去理解媽媽的世界。有次媽媽在外面滿頭大汗卻不停地掃落葉,「我問她:『為什麼一直掃,你不累嗎?』她回我:『因為掃地可以讓我腦袋清醒。』那一瞬間我很羞愧,我覺得我都做錯了,只有給藥而已,但我媽在用自己的方式,救她自己。過去我們靠近不了,就離她遠遠的,我們很孤單,作為子女的愛跟補償都沒有,但我媽其實也很孤單。」
王育慧一家人發展出自己的照顧系統,除了監視器 24 小時運作,他們三人每天輪流值班照顧媽媽,甚至並不只把她當作病人而已,更是維護媽媽的「自由意志」。
7 年前,王育慧決定要去花蓮工作,但媽媽狀況卻非常糟,一旦她離家,沒有人可以分擔照顧責任,媽媽就必須住院,她回憶起那天爸爸跟媽媽的對話:
爸爸:「你不住院嗎?你又不能為自己做決定。」
媽媽:「我為什麼不能為我自己做決定?我真的不會再亂跑出去。」
一陣沈默。
爸爸:「那你要永遠記得這天,這一天都是你的自由意志決定的。」
再度沈默。
爸爸:「不然我去自殺好不好?」
媽媽低聲說:「不要自殺,要去(自殺)我去就好了。」
那一天,王育慧選擇繼續留在家,照顧自己的媽媽。「我很想要走自己的路,可是我真的沒辦法離開,為了支撐她的自由意志,我們付出很大、很大的代價。」
從原本的逃避,到把媽媽視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王育慧經歷漫長的追尋,把媽媽的原本的樣子找回來。她找了媽媽年輕時的好友、超過 30 年的病歷資料,「眼前這個媽媽,你很難去愛她,因為她太怪異了,可是我透過別人的口中、年輕時期的照片,看見她生病前的樣子,她其實也曾經是個很漂亮的青春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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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一等就是 15 年 社區支持內容明確入法

去年底攸關精神障礙者權益的《精神衛生法》修法通過,將在 2 年後正式上路,此次修法著重改變過往「治安管理」的思維,不把資源全放在醫療端上,而是明確定義「社區支持」內容,並建置相關資源:運用社區資源,提供病人於社區生活中所需之居住、安置、就學、就業、就養、就醫、社會參與、自立生活及其他支持措施與協助。透過社區支持讓精神障礙者重建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僅在醫院跟家之間徘徊。
不過社區支持具體而言是什麼?「大家對於一個生病的人,無法想像他需要什麼生活,但其實社區支持就是怎麼在社會上生活而已。」臺灣精神健康改革聯盟召集人廖福源指出,「我們要先知道他被摧毀跟剝奪什麼,在支持他的歷程裡,把這些東西找回來。」
廖福源無奈地說,現在社會只考慮到醫療,卻不考慮到一個人出院之後的生活,「疾病只是後來的結果,他可能經歷各種生活的失落,衍生長大後無法自立,我們怎麼協助他的失落跟自立,這是我認為這次修法要做到的,而不再是治安管理的思維。」
《精神衛生法》修法僅是第一步,要改善過往過度重視醫療,卻乏社區資源的現象,除了母法明確定義社區支持,後續如何落實,仍有賴這期間各部會儘速完成相關子法修訂與各項配套措施。READr 遍訪學者、民間團體、立委、當事者,統整出精神障礙者面臨的數個困境,以及未來法案正式上路後,可能帶來的改變。

困境一:過度重視醫療,缺乏醫療與社區資源銜接

首先,過去政府重視醫療資源,卻忽略建置社區支持資源。伊甸基金會活泉之家社工專員李麗芬就指出,目前社區並沒有完整的支持服務,這些個案出院後沒地方去,就只能回家,再加上吃藥的副作用,導致他們無法有穩定的工作,甚至有些年輕時期就發病的個案,「在來回醫院的過程裡,無法去上學,他們的成長過程一片空白,如果社區又無法承接,他就會變得很孤單,家人也無法彌補一個人在社會應該經歷的過程。」
「如果他在醫院裡沒有症狀,好像就等於他沒事了,但現實並不是這樣。」在她過去服務的經驗裡,她認為,更需要從這些個案的邏輯去思考,理解並協助梳理這些思緒,「如果沒有這種支持的話,他們出去面臨很多困難,一旦這些挫折的累積,就更容易引發他的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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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診斷為躁鬱症的李昀回想吃藥的第一天,整個人變得遲緩,感官跟思考速度都下降,甚至藥物的副作用讓身體逐漸出現問題,「每天 23 顆藥,一把一把含著淚吞,每天低燒、頭痛、全身顫抖、每小時烙賽,我出門一定要坐 Uber,不然就會烙在路上,失能到不行,整個人吃藥吃到像神經病。」

「這都不可怕,更可怕的是沒有好啊!我還是想自殺、我還是聽到怪聲音,但我不疑有他,因為我以為已經無路可退,不吃藥只會更慘。」

「成為一個病人是全全面面的,你不會只吃那顆藥而已,你的痛苦很全面。」藥物除了副作用,生活模式也跟著受限,不能喝酒、要早睡早起、沒有夜生活、不能聽奇怪的音樂、看奇怪的劇,「因為你沒力氣看,你也看不懂,再來會影響心情,不要做任何挑戰,很多事情都被剝奪。」

吃藥好不起來,下一階段就是住院治療。住院的日子裡,失去時間感,重複一樣的生活作息,起床、吃飯、吃藥、放風、折紙蓮花、吃飯、吃藥,「你感覺只是被關在裡面,只記得自己很爛,醫院更強化你是個病人的想法,你出去只會再進來。」

李昀回想,每次出院後,都得重新適應一次社會,連公車都不會搭,對外面的節奏感很陌生,「你最後反而擔心的是沒有醫院收你。」而讓她印象深刻的是,某此住院期間碰到過年,她請假 4 小時回家圍爐,「大家看我的表情都很曖昧,我覺得我讓家人失望,但我很努力了啊!大家對你不期不待,只希望你活著,但你根本不知道活著要幹嘛,這是最痛苦的。」

「大家不相信體制不是沒有理由,就是沒有效!」李昀強調,醫療治標不治本,「沒有路可以選的時候才會選醫療,但把你綁起來到底會治好什麼?把你打昏,每個人都不會犯罪啊。」有些人是不得不住院,「因為社區很爛,爛到你沒辦法活,寧願去住院,這真的很悲慘。」
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秘書長張朝翔指出,臺灣精神病患者平均住院天數是 283 天,每天生活就是排隊吃藥,基本上沒有休閒娛樂,出入醫院都需要申請、家屬陪同,「這等於是社會隔離,等到出院後,他已經失去很多能夠支持他的網絡,他能不能融入原本的生活都是個挑戰。」
國外早期研究就指出這種出院後又再入院的「旋轉門效應」,張朝翔解釋,「出院等於預告他下次一定會再入院,因為住越久,越難適應社區生活。」而國外實證的社區支持系統則提到,要改善這樣的困境,首先要縮短住院時間,第二則是要盡量在真實的社會環境做生活訓練。
張朝翔曾經是醫院職能治療師,最後卻組了一支由精神疾病患者的足球隊,投入社區支持的工作。「我早期在醫院的時候,發現有些個案住了好多年終於出院了,但沒隔多久又再回來,我當時就想知道社區發生什麼問題?」帶著這樣的疑問,他看見社區資源不足、支持模式有問題,「社會常常把他們視為病人,所以我才希望透過 NGO 組織,透過不同的服務,長期陪伴他們。」
重鬱症患者郝天行表示,「我們在檢視精神醫療問題的時候,很常被誤會是反藥物、反精神醫療立場,但醫療確實是一種資源,只是要討論該如何運作。」
郝天行強調,精神醫療有它的存在意義,自己後續就醫過程裡,也有遇過好醫師,透過藥物讓她病情穩定,「應該要討論的是,目前機構化而照護標準化、僵化,甚至住院時濫用束縛等強制處遇的醫療行為,要怎麼改革,就像我的住院經驗,其實是二次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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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天行從小就比其他女生來得高大、圓潤,「我常被嘲笑身材、沒有女性氣質,我好像當不成一個女性,我非常努力追求社會對於正常的想像。」除了容貌焦慮,小時候的家庭經驗也造就她的心理創傷。

郝天行由奶奶一手帶大,父親跟母親很少出現,她最記得的印象是:「在我 4、5 歲的時候,我生母會把我關起來,一直跟我訴苦,還會問我:『你覺得委屈嗎?』我被鎖在房間出不去,只能一直看著她。」「生父也很少出現,小時候有段時間常接觸,但我每次跟他見面,都會被打,我姑姑有次親眼看見他一巴掌把我打飛。」

那時候年紀太小,記憶都是歪斜的,她卻清楚記得,被關在房間裡的恐懼,以及從那時候開始的強迫行為,「我從生母的房間走出來之後,都會經過浴室前的地墊,我總覺得它是歪的,一直踢它、調整它,想把它擺正,但不管怎麼調都是歪的,想要離開卻走不開,我很痛苦。」

郝天行曾經三度住院治療,而每次的住院經驗,都讓她受到二次創傷。她回憶自己第一次住院的經過,當時處在恐懼焦慮的狀態,突然覺得很多聲音,於是拿刀往手割下去,被朋友緊急送醫,「我一方面心想我就是瘋子,但又有那麼一點點期待,也許在醫院會有人來安慰我。」

那天晚上,她睡不著,走到醫院大廳,拿著筆往自己手上戳,「我想要讓他們知道我不太好,但我講不出來。」痛苦無法言說,只能透過自我傷害,釋出求救訊號。

護理師看見後大聲喝斥她,並且將其帶進保護室裡,「他們把我綁起來,那時候的感覺,就像是小時候看到我爸,我真的希望這次能做對、能夠被鼓勵,但結果還是被打飛。住院的那一晚,我想要求助,但最後就像是被一巴掌打飛出去,讓我感覺自己很渺小。」

精神醫療有許多問題待處理,而從醫院回歸社區,也往往資源斷裂。長期推動修法、時代力量黨主席王婉諭指出,過去實務上,醫院跟社區無法連結,「醫院往往只有就如何服藥討論,而社區心衛中心可能也不知道負責的區域有誰出院,除非家人知道怎麼尋求資源,不然病人可能就是回到家中慢慢惡化,再次回到醫院。」因此,此次修法重點之一是要協助精神障礙者在出院前擬定準備計畫。
修法後的《精神衛生法》第 33 條就表明:精神醫療機構於病人出院前,應協助病人共同擬訂出院準備計畫及提供相關協助;屬嚴重病人者,應通知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派員參與,並應徵詢保護人意見。精神醫療機構也應該將計畫內容通知地方主管機關,以提供社區治療、社區支持及轉介或轉銜各項服務。

困境二:社會長期缺乏多元性、彈性的社區支持

從我們收集的近千份判決書中可看到,精神障礙者面臨各種困境,在疾病之外,更常看見家庭支持薄弱、人際疏離、長期受家庭暴力,以及經濟困境,包括低收入戶、長期失業等,這些並非是單一醫療資源可以解決的議題,如何修正社會體制才能接住這些人更該被討論。
「我們最常遇到的是被制度霸凌、制度不給協助。」李昀指出,社會先把窮人變病人,最後再讓病人機構化,「這悲劇是社會造成的,你說社區支持要做多少服務,其實預防更重要。」
她強調,精神障礙者的需求跟一般人一樣,「我們其實沒有差很多,這些『特別』都是被創造出來的。」社區支持不該是獨立排除的設施機構,而應該讓障礙者可以回歸自己的生活,讓他的支持網絡更堅實,「但現在是給他個地方去,把他關起來,用機構化、醫療化控制人,臺灣本末倒置。」
她表示,社區支持是品質的問題,而不是形式的問題,重點應該是讓障礙者有權利為自己做選擇,而且有後援,「你不可能用打斷他的腿來當作保護他,我要的社區支持就是這樣,一來你可以選擇你要活的方式,第二你做錯選擇你可以回頭。」例如臺北市的向陽會所,就讓精神障礙者全員決定會所的大小事,要不要工作、分組討論議題,透過對話促進彼此的可能性。
「不管是日間型還是住宿型資源,都是看得到、用不到。」張朝翔則觀察,政府過去建立這些資源時,沒有考量各個障別的差異性,「精神障礙者使用率佔不到 10%,可是他們佔身心障礙者人數比例是高的,他們卻用不到這些資源。」即便這些機構都稱為身心障礙者服務,但是有些單位並不收精神障礙者,甚至這些人也跟機構提供的服務不相容。
伊甸基金會活泉之家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社工督導謝宜恩舉例,它的設計本位比較屬於肢體障礙者,而不是精神障礙者,為了每個人都能參與而規劃的復健活動,包含摺紙、烘焙,「對有些人來說非常需要,但也有人反映,那太簡單,我去了超無聊。」
「現在不能說完全沒有資源,政府一直在佈建,但我覺得還不夠多元、人力不足。」謝宜恩指出,不管是復健中心、康復之家,都是以復健心態進行回歸社會的活動,但對於出門就會害怕的人,或是根本不願意說話的人,這些不同需求沒有辦法得到適當服務,「會在醫院跟家之間來來回回,是因為社區的網絡佈建地不夠密,多元性不夠高,大部分人的需求沒有被現在的社區資源回應。」
「現在是以一個控制風險的方式在管理。」謝宜恩表示,自己長期負責照顧者專線,很常接到家屬來電說自己家人沒有住院過,但狀況不好,真的需要有人來家裡談一談。但現在的個案管理方式,都是由衛生所列管,再派案給入家服務者,這些看似沒有危急需求但又有困難的家庭,就很難被納入現在的服務體系,「(社區資源)就是固定的框框,你要把不同的人塞進去,而塞不進去的人,就一直在系統外面。」
此外,過去限定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才能使用相關服務。廖福源解釋,截至 2019 年 9 月底,全臺約有 20 萬人因精神疾病而領有重大傷病卡,卻不一定能領取身心障礙證明,但許多服務例如社區居住、自立生活支持等,卻僅有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才能申請。他強調,光是精神科看診累積人數就 200 多萬人,許多人根本進不到政府資源的系統裡,這次修法也希望讓不敢拿、不想拿手冊的人,也能得到更多社區支持的服務。
而根據修法後的第 23 條也明定,社區支持服務應依「多元連續」服務原則辦理;地方主管機關也應自行、委託、補助或獎勵機構、法人或團體提供全日型、日間型、居家型、社區型或其他社區支持服務,以建構妥善之社區支持機制。另外,也應提供病人家屬心理衛生教育、情緒支持、喘息服務、專線服務及其他支持性服務。

困境三:醫療端預算是社區端的 10 倍 社區支持人力不足

另外,目前精神疾病相關預算不僅少,又高度集中在醫療端。王婉諭就曾整理,以衛福部心口司(現為心理健康司)整體預算來看,2018 到 2020 年扣除口腔衛生、成癮戒治、家庭暴力等預算後,精神疾病防治經費約 2.3 億,僅佔衛福部總預算的「千分之一」。
更重要的是,精神照護系統登入的精神疾病患者約有 13.9 萬人,其中醫院、精神護理之家收治約 2.6 萬人,剩餘的 11.3 萬的精神病人皆生活在社區中,但從 2020 年預算來看,社區端預算僅 13 億,是醫療端的 1/10。
許多社區支持其實都是由民間自主闖出來,包括會所、社區家園、照顧者專線等等,王婉諭直指,政府過去態度比較像沒辦法做、不願意做,於是用委託補助方式鼓勵民間做,「但成立一間會所,補助可能只有 10%,剩下 90% 都要自籌,其實很難有量能再去籌措第二間,所以各地社區支持量能其實非常非常少。」她強調,這次修法要求重視社區支持的服務內容,並且相關資源、預算編列都要到位。
不僅預算不足,連人力也吃緊。王婉諭也指出,衛福部最主要的精神社區服務為「社區關懷訪視計畫」,透過社區關懷訪視員訪家協助精神疾病患者,但每人負擔案量過多,已經是長久問題。
在修法通過後,衛福部心理健康司前司長諶立中曾公開表示,預計 2025 年,在全臺設置 71 處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簡稱:心衛中心),並將聘用 1000 名社區關懷訪視員,人數較從前增加 10 倍。
此次修法也要求各地方政府的社區心衛中心負責個案管理、心理衛生促進、教育訓練、諮詢、網絡聯結等,協助患者能順利與社區支持資源連接。各地方政府也應結合衛生、社政、民政、教育或勞動機關,建立社區支持體系。
「現行的心衛中心有這麼多問題,就是他們就太注重 KPI 了!」身為居家護理師及精障者家屬的王育慧指出,國內整體訪視制度失靈,公衛一個人照顧上百案,被賦予的任務就是醫療,只要有醫療就好;而在健保制度下的居家治療,醫院為了成本考量,居家護理師一天要訪 5 個個案以上,「訪視哪有什麼困難?有活著、有在吃藥就好,但如果你要連結外部資源,像是就業、生活自立等,就需要很多很多的時間,生命的改變才是最困難的。」
她接著指出,受限於訪視精神病人的健保給付很少,不足以支撐精神居家護理師獨立開業,目前社區缺乏專責精神照護的精神居家護理所,那心衛中心就應該負擔起這個功能,但目前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心衛中心是政府社區訪視政策的一環,這個起點非常重要,但她強調,不應該過於注重績效、限定人數,未來調整應該保有彈性,除了增加人力,也要改變觀點,「由於障礙者面臨不同困境,制度應該要允許各種奇怪的工作方法可以發生,鼓勵工作者發展多元的支持模式。」
此外,民間團體不斷呼籲,應該拉高心衛中心層級,廖福源解釋,心衛中心就是大的個案管理師,像是仲介,將社區的資源介接給個案,他應該要能整合警政、消防、社政、教育、勞動等各單位的支持服務,才能避免各單位、各服務之間各管各的。
臺灣許多康復之家或社區中心都是私人機構,有自己的評估系統,個案常會遇到被拒收的問題,張朝翔認為,「心衛中心應該要有最高的權限去橫向連結、調動資源。」下一步心衛中心的挑戰,應該是像香港一樣,直接由心衛中心做資源的分配跟管理,統整區域的資源,並且評估個案需求,當真的有需求時,就應該協助進到機構裡,讓資源網絡動起來。
即便修法通過,後續是否真的能落實也有待觀察,廖福源就表示,「沒有預算、沒有計畫都很難做,現在都是先喊出來,政府到底有沒有預算跟人力去撐出修法之後新增的資源,還不知道。」

困境四:未能入法的「同儕支持」

此次修法仍有些遺憾,例如精神障礙者不斷倡議的「同儕支持」未能入法。同儕支持意味著由病情穩定且受過訓練的精神疾病患者,來幫助其他患者,由於擁有相同的經驗,也更能感同身受,幫助彼此,目前英國、美國、澳洲等都已經實際操作。
「同儕概念不是我們需要被治好,而是我們的人際被剝奪,這其實是個返還的概念,我們盡可能創造支持網絡。」李昀表示,自己的租屋處就常成為身邊病友無處可去的避難所,「你今天想自殺就來我家住,不用只能被迫去醫院,你今天沒飯吃,我就送飯到你家,這都是我們自己發展出來的支持方式。」透過這樣聚在一起的互動方式,即使不特別做什麼,「他們就會覺得很安心。」
王修梧、郝天行等人則成立臺灣失序聯盟,期望透過過去彼此支持的經驗,成立更有效的同儕支持系統。「我們一直主張把同儕支持入法,但最後就是沒有入法。」王修梧無奈表示,「之前會議上,衛福部回應:『同儕支持當然很好,但因為在有限的資源下,應該把專業的都先佈建起來,再去做其他的。』」
他強調,同儕支持入法才會有資源,讓這些失序者可以使用分配,建立支持系統,但精神障礙者的經驗不被重視,「現在的修法方向,就是讓社工主導,沒有我們的參與,又要幫我們做決定。」
除了這些困境,精神障礙者有更現實的問題要面對。李昀就指出,自己身為倡議者,很容易就被貼上標籤,「出來(為障礙者)發聲,因此找工作有困難。」社會對精神病人的污名,會直接反映在公司錄不錄取、房東願不願意租房的現實問題,「甚至是你狀況不好被迫住院,你的工作就很難持續,你也很難解釋你為什麼消失一個月。」

伊甸入家服務 著重團體溝通而非治安管控

修法後的精神衛生法正嘗試補破網,但早在修法之前,其實民間團體就自己闖出多元的支持模式,例如伊甸活泉之家的敲敲話入家團隊,當因為精神狀態而出現家庭危機時,透過團隊實際進入家中,陪伴障礙者及家屬度過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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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郝天行來說,這(敲敲話入家團隊)是真正讓她感到有幫助的做法,「像是我以前一回家就會進房間,避開跟我姑姑見面,不想讓她看到我不好的狀態,但入家的時候,我可以聽到她的想法,她其實很愛我,不想要我假裝快樂。」

「入家服務不是聚焦在一個人身上的病理問題,而是在聚焦一個團體內部發生了什麼事,生活過得怎麼樣。」郝天行分享自己卡住的生活困境,她的姑姑則分享不知道該如何幫助的焦慮,透過對話理解,「他們不是用病理化看待你的行為,但許多政府機構,其實比較是評估你帶來的治安風險。」

王修梧也是郝天行入家服務的一環,互為彼此的精神支持。

他們在大學時候認識,當時的王修梧離家南下求學,他在大學受到更多思想啟蒙,像是何春蕤的《豪爽女人:女性主義與性解放》,「我開始發現,其實除了同性戀之外,還有更多骯髒的性呢!我也是骯髒的一員,那我們好像也不是什麼少數耶!」因此到大二之後,他便不再有強迫行為。

他跟郝天行也加入性別團體、高雄同志遊行,「接觸這些性別活動之後,我的強迫意念,因為感覺也沒什麼好強迫的,就是化解開來了。」

王育慧:「連巷口魯肉飯店家都是我的支持資源」

另外還有伊甸的精神障礙者會所(真福之家),提供日間服務,透過日常團體生活建立關係,並且發展精神障礙者培力計畫、發展同儕工作者,讓精障者用自己的經驗彼此支持;而同時身為精障者家屬及居家護理師的王育慧,則發展出自己獨特的小鎮社區支持系統。
居家護理師的任務其實只是到家提供醫療協助,但王育慧堅持多做一點。王育慧從過去一對一的「居家治療」模式限制, 逐步發展出「社區」式的精神照護。不只重視個案的疾病症狀,更逐步協助他們回歸社區,包括建立在地社群支持讓彼此分享疾病經驗,甚至連同其他社區入家工作者合作小旅行,讓不易出門的個案及家屬跨出家門;找到友善僱主建立障礙者工作成就感,逐步回歸職場等。
他們團隊成員總共 6 名,負責 360 名個案,橫跨半個新北市。她舉例,她服務的其中一名個案住在泰山,「精神障礙者活動範圍不會離開這區,我就會運用這小鎮的所有資源,整個泰山都是我辦公室,像是麵攤、超商、市場、圖書館、寺廟、教會,它就是沒有圍牆的社區支持。」
她進一步解釋,每到一個小鎮她就會先去拜訪這些「眼線們」,像是巷口的魯肉飯店家會跟她報備說,「今天誰誰誰來吃飯,吃得太油了,我還幫他多加點青菜。」王育慧說,透過這樣的方式,讓這些個案可以去好好工作、好好吃飯,重建自己的生活,「我們這群工作者就是個案的 WIFI,去連結外界的資源、社會安全網,發展出多元的支持。」
「靠小鎮的力量,建立人際關係網絡,也許我媽媽以後就不會走失,一走失所有人都會幫我找回來。」對王育慧來說,肢體障礙者的輔具是輪椅、電動床,對沒有傷口的心理障礙者,輔具則是一段關係裡的信任感、安全感,「這種看不到卻很基礎的東西,才能幫助他們從斷裂的世界,一步步走出去。」

奇異果劇團:玩得像「瘋子」

除了日常生活的支持網絡,悅萃坊劇團下的奇異果劇團,則透過「一人一故事」戲劇表演的方式,讓障礙者願意分享自己、聆聽他人的困境,並透過身體演繹出來。
奇異果劇團成員大約 10 位,每位皆是精神障礙者,每週練團時,他們會先分享自己生活的小事、暖身遊戲,最後則是分兩組,一組人說出自己心裡最近的困境,而另一組人則試著將這些故事即興演出來,包括找不到工作的焦慮、夾在老師跟媽媽之間的學業抉擇困難等,透過說出來,讓這些痛苦有機會被釋放。
「戲劇就是呈現一個人的生活,吃飯、聊天、讀書,透過邊講邊聽,你會反思到一些新的意義。」奇異果劇團帶領人的劉怡妏表示,在華人壓抑的社會氛圍裡,痛苦很難被說出來,甚至會被認為是想太多,「這其實是雙重壓迫,疾病讓我們很壓抑,而社會文化又再加深我們的壓力,但透過戲劇形式可能可以學著去釋放。」
「他們有話想說但說不出來,或是很多的感受,不知道怎麼命名。」劉怡妏解釋,因此在說故事的當下,會有主持人去帶領他釐清自己的感受,再加上說故事之前的暖身遊戲,他們知道可以信任對方,犯錯了也沒關係,因此會更願意說出自己的感受;而負責表演的人,除了學會理解他人的痛苦,也在肢體表演的同時反思自身的經驗。
她接著說,劇團也會設計很多遊戲,比如「大便遊戲」,讓其中一個人當鬼,他要去把大便抹在別人身上,被碰到的人,要重新整理再去抹別人,大家玩到邊跑邊叫,「它其實有些隱喻,象徵著你不想要、很想躲避的標籤,可是我重新整理後變出新的東西,像是有人就變成水晶球,變成愛送給對方,那都是內在很自然的轉化,你可以從這過程裡,看到他們其實內心有好的盼望,有柔軟的一面願意去給予。」
「很多夥伴玩完這個遊戲後就會說:『我們玩得像瘋子。』」臺灣家連家精神健康教育協會監事、奇異果劇團帶領人之一的繆珮清笑說,「瘋子」其實是一個好玩、自由的詞,它並沒有真的那麼負面,像這樣的遊戲裡,他們可以很自在,不用去想到社會框架,可以很放心地去嘗試。
繆珮清表示,自己以前也會無意識地用疾病去看待每個人,但久了之後,反而很自然地去看到每個人個性的差異,而不是把所有原因歸咎在症狀上面,劇團 10 個成員就有 10 個樣子。
她也提到,劇團成立 4 年,有些夥伴成長許多,除了穩定工作,甚至有醫生跟夥伴說,要繼續去劇團,因為讓病情穩定許多;另外一個夥伴則是從不太說話,到後來已經可以跟大家自然地互動,「甚至有天還突然打我屁股,我從來沒有被打屁股打到那麽開心過,他已經可以把自己放出來了。」
臺灣家連家創會理事長、奇異果劇團成員之一,同時也是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屬吳金蓮,也曾在這樣表演的過程裡療癒自己,她回憶自己接觸戲劇表演的第一天,「因為我一直都是非常嚴肅地過日子,那天老師放音樂,要大家閉眼睛自由走動,一輪過去睜開眼睛,只有我站在原地不動。」
直到老師牽著她慢慢地帶她舞動,她才發現自己原來可以很自然地擺動自己的身體,不被限制。這樣的學習經驗其實很漫長,在過程裡去找到沒有框架的對待,並且回頭幫助自己生病的家人,「我就是不斷地學習,想要找出一個 key,可以幫助我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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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金蓮的二哥罹患躁鬱症、思覺失調症 47 年,她回想起,跟哥哥的互動,過去一直希望把他醫好,恢復成家族裡期待的樣子,「我們長達 5、6 年的時間,都在往這個方向努力,運用所有資源跟人脈,就是要把他治好。」

那天她接到通知,哥哥又發作了,她趕忙去到哥哥家裡,「我進到客廳,突然電話鈴響了,我二哥就非常生氣,因為他不想跟任何人接觸,而把電話線剪掉。」

哥哥拿著剪刀,生氣地大吼:「到底是誰做的(把電話線接回來)?」
我:「是我做的,我只是平常想要關心你。你這樣我會害怕。」
哥哥生氣顫抖地像是隨時要翻桌。
哥哥:「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多痛苦?」
我哭著說:「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那一瞬間,長久僵化的關係突然有了改變,吳金蓮的哥哥慢慢放下剪刀,「從那時候我們關係慢慢有改善。」不論是在劇團的經驗,或是長久以來身為照顧者的心得,「在他不斷失敗之後,我們不再逼著他,而是整個家族的人試著去調整心態。」讓他從做家事開始慢慢學起。

拿下「病人」的標籤後,哥哥的狀態反而好起來,吳金蓮的哥哥開始會跟她開玩笑,笑她說「從小就沒膽。」甚至後來哥哥穩定到可以自己重新裝潢家裡,「沒有人相信他可以做到,但他做到了,還自己去挑油漆、議價、談分期付款,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越來越靠近。」

在哥哥死後,她常常會想到她跟哥哥的對話,「我哥跟我說:『如果有空就要常回來,這裡永遠是你的後頭厝。』到最後,我不再是一個常常管他、評斷他好不好的人,我終於找到從照顧者變回他妹妹的途徑,在我哥哥眼裡,我永遠是他親愛的蓮妹。」

從受害者到改革者 他們都在努力的路上

社區支持有各種樣態,對於到底實際社區支持如何執行,或是規範內容要到多具體、細節,王婉諭則認為,「並不需要特別規定做什麼,應該是政府負責投入預算、人力,讓這些民間團體的量能可以多元地長出來。」
她強調,各個民間團體提供多元性的服務,讓精神障礙者可以隨著自己的能力、喜好,找到適合自己的地方,甚至是國外已經開始做的同儕支持服務模式,不只是以專業人士的身份,更讓這些病友先到醫院端,協助他未來出院,這些未來都可以發展,「不去特別規定做什麼,這很重要。」
「精神病人不是永遠都這麼危險、有攻擊性,這必須持續倡議跟和解,當然這過程不容易,包括我自己也不容易。」王婉諭坦言,這麼堅持推動修法,「主要還是因為我們自己的事情,讓我覺得,如果他在一步一步墜落的過程中,假如得到比較有系統的協助,會不會其實能避免這個悲劇。當然有一部分還是希望能夠找到自我安慰,避免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在別人身上。」
「但我也沒有天真到覺得一定可以完全沒有(發生悲劇)。」王婉諭說,修法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後續政府如何落實需要持續監督,「我覺得沒辦法這麼快,可能兩、三年後有機會看到有些不同,但不太能完全落實。」
不只是她,精神障礙者們也持續在努力的路上。一直到現在,低潮還是會襲來,郝天行笑說,自己還是常常焦慮,但當症狀出現時,朋友會先發現不對勁,知道該怎麼幫她,「以前我瘋起來的時後,會用比較激烈的方式,我的朋友都被我鬧過,很感謝他們還願意在身邊,可能就是拿平常的功德來換。」而王修梧則在一旁邊笑邊點頭,這大概是一種「很麻煩但又很有愛」的支持關係。
創傷可能不會好,它會蜇伏在生命裡,但你會學著怎麼面對它。
「你永遠不知道你 20 歲無法承擔的事情,30 歲有沒有能力了。」李昀同樣也持續努力對抗自己的低潮,今天好一點的時候,她可以站出來演講,為精神障礙者發聲,「我現在不用每天被藥物控制,不用再跟自己說我是一個病人。」不好的時候,她仍感覺自己處在一片荒原,眼見所見都是焦土,「我現在每天都會爆哭,因為過去 10 年都不會哭,人生很痛苦,但我情願清醒地痛苦。」
他們都在日復一日的困境裡,跟自己奮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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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資料

本專題為了完整看到精神疾病患者面臨困境樣貌,從司法院判決書系統裡,搜尋相關疾病名稱,包括:認知障礙症、抑鬱症、焦慮症、思覺失調、精神分裂症、人格障礙症、憂鬱症、恐慌症、躁鬱症、妄想症、重鬱症、精神病、精神官能症、酒癮、藥癮。同時搭配其他關鍵字,如:精神鑑定、心理評估、刑法第 19 條,將範圍鎖定在有精神鑑定內容,且犯案當下受精神疾病影響的個案,約一萬筆資料。
此外,為了進一步人工分析判決書詳細內容,再縮小範圍到曾經就醫,且為重大刑案犯案者(會有較詳細的精神鑑定內容),約 1000 筆資料,透過人工分析標註每筆資料的家庭或是親密關係困境、疾病史、求學歷程、經濟狀況、工作狀況、罹病時間等,並進一步統整出這些個案就醫的 7 種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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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08